灵活就业提供多样的生活可能性——数字就业的挑战与应对

近年来，随着平台经济的出现，新的技术创造了很多就业岗位，产生了大量数字就业。数字经济对就业的作用，以及新技术对传统就业机会的挑战引发热议。笔者认为，从技术进步是替代就业还是创造就业的角度而言，由于服务业就业岗位很难被编码的特点，技术进步会加速就业服务化。我们的公共政策以及个人都需要适应这个趋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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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字就业的趋势与特点

【资料图】

数字经济发展创造的就业可分为以下几类。一类是服务业为制造业，甚至农业赋能的案例，比如笔者在昆山调研的“我的打工网”，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制造业供求匹配，实际上就是在赋能制造业。

另一类是产生很多灵活就业，比如淘宝、字节上直播带货的人。同时还创造了生产型服务业，以前我国经济水平较低，生产型服务业主要由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在做，但今天淘宝平台上，很多本土的生产型服务业企业，借助大数据，替代欧美发达国家的传统生产型服务业，做一些品牌运营和新产品开发等工作。

另外一类新的就业是生活服务业，通过服务业供求匹配，起到便利民生的作用。例如悦管家做家庭服务供求匹配，美团、饿了么、滴滴都与日常生活有关。其中也有灵活就业，比如服务员、家政员、外卖员、网约车司机都是灵活就业。

总结数字型就业新的趋势与特点，一是传统雇佣关系发生巨大的变化，区别于父辈特别重视的稳定就业，今天人们可以在不同职业间切换，一个人很可能同时是网约车司机，又是直播带货的人，有兼业的行为发生，而且灵活就业者没有明确固定的雇主。

二是职业的分化，有的被人工智能取代，有的与人工智能互补。原先劳动市场思考新技术对职业的影响，往往是按照职业的技能（或从业人员的教育水平）来划分，通常认为技术会大量取代低技能劳动者，对高技能劳动者影响较小。但这一轮技术对职业的影响，是按照职业是否可编码来划分，例如初级的咨询、会计、插画师这类工作，可以进行数据化和编码，那就很可能会被取代掉。而一些过去职业技能并不是很高，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为初中、高中的工作岗位，现在反而因为不能被编码而不能被取代，例如数字经济平台上的大量灵活就业岗位。

三是就业服务化，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，服务业占比会逐渐提高，这与人的需求提升有关，也与国家的比较优势有关。越发达的国家，制造业就越容易往别的国家迁移，其经济结构中，生产型服务业会越来越多，同时，生活服务业要满足本国居民消费服务业的需求，因此形成就业服务化。这轮技术进步加速了服务化。从技术进步是替代就业还是创造就业的角度而言，按照职业是不是可编码划分，相对而言，制造业就业岗位比较容易被编码，而个性化的服务业就业岗位则更难被编码，因此技术进步会加速就业服务化。

四是就业空间分布的变化。原先制造业大量布局在二三线中小城市，大城市更多是服务业。就业的服务化在空间上会有体现，人们离开中小城市制造业岗位，更多到大城市从事服务业，比如做网约车司机、快递小哥等。一段时间以来，社会各界对这个现象不够理解，认为这种现象是因为服务业就业岗位抢占了制造业就业岗位，笔者认为，原因在于同样面临技术进步，相对来讲，制造业就业岗位更容易被取代，而更多的服务业就业岗位被创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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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字就业仍然在大量向中心城市集中

很多人认为，互联网就业会让世界扁平化，比如做直播，可以在农村做直播，也可以在小城市做直播，可以在鹤岗对着镜头唱二人转，似乎空间变得不重要，这是扁平化和“去中心化”。但实际上，大量数字就业与线下场景是互补的，互补的特点大于扁平化和“去中心化”的趋势，就业仍然在大量向中心城市集中。

去年秋天，我们利用字节大数据做分析。大家都知道，字节的经济活动主要有两种，第一种就是视频，第二种就是直播，直播其中一部分是带货。这两种经济活动，看起来最能够线上化，似乎摆脱了线下实体空间。但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，互联网并没有让人口分散，让流量分散，而是加速集中。

我们根据大数据，得到了一个“城市酷想家不等式”，其中有4个指标。第一个指标是流量集中度，比如视频数量在不同城市间算一个集中度，直播带货同理。第二个指标是MCN账号（有机构运营的账号）集聚度。第三个非MCN账号集聚度，非公司打理。第四个是人口集聚度。得到的结论是，流量集中度>MCN账号集中度>非MCN账号集聚度>人口集聚度，也就是说，视频和直播这两种线上活动，比人口集中度更高，更向大城市集中。

今天数字就业时代，需要我们进行观念更迭和治理改善，技术进步取代就业的情况，更多发生在制造业，而与服务业互补。

从人口角度来讲，服务业就业岗位大量集中在城市。我的研究发现，一个农村居民进城工作，给定年龄，越早进城，就越有更高概率进入服务业工作，收入更高。当前城市很多发展政策，不利于给流动人口提供在城市安居乐业、积累服务业生活经验的机会，这是今天面临的巨大挑战。

很多人觉得，灵活就业与传统就业岗位相比较而言，缺乏稳定性。但笔者认为，不稳定性本身就是灵活就业的特点。我们对灵活就业岗位的负面印象，有些不是就业岗位本身的缺点，而是其他问题所带来的。比如，由于城市政策不利于外来流动人口在城市安居乐业，无法持续在服务业岗位上积累经验，很多外卖小哥觉得做半年、一年就要走，从来没有想过稳定就业，这不是职业的问题，而是城市公共政策的结果。

至于“不稳定”，在新的技术条件之下，不同职业之间的切换，以及兼业的行为，单看一个工作是不稳定，但不同职业之间灵活切换，比如今天做网约车司机，明天做直播带货，恰恰是一种就业者的“自我保险机制”。面对失业风险，灵活就业也成了风险化解机制，是其他职业不稳定的避风港。现在我们对于灵活就业负面的东西强调太多，其实灵活就业本身提供了多样的生活可能性，可以为持续就业提供可能的渠道。

观念上讲，如何在流动当中实现灵活就业的可持续性，是要在经济现代化和技术创新的影响下去思考的。在未来，可能就业流动性和灵活性是长期存在的现象。也就是说，由于技术进步、产业结构快速调整，今天很难在一个地方工作一辈子，也很难在一个岗位、行业工作一辈子，很有可能要面对不断换工作的新现实。

经济和人口持续向大城市集中会成为长期的趋势，人们会问，人口向大城市集中，还有就业机会吗？这个不需要担心，因为恰恰是大城市存在大量服务业就业岗位；在常态之下，大城市失业率更低，尤其是流动人口失业率更低。而疫情等非常态情况下，大城市出现一些外来人口找不到工作，恰恰说明，中国经济已经高度服务化，一旦疫情冲击到服务业，大城市就业就会受到巨大的冲击。从经济恢复角度来看，大城市韧性更强，它受到冲击恢复起来很快。我们用平台经济数据做过的研究也发现，哪怕同一个城市，其高密度地区的经济复苏也比低密度地区更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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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字就业如何实现可持续

笔者从政府、社会、个人几个角度，提出几点供读者思考。第一，政府可以更多购买企业服务。经济复苏期，或可考虑让失业保险金发挥作用，变成对企业雇佣员工（特别是青年员工）的补贴，让员工能够稳定就业岗位和收入，使其不脱离劳动力市场，并且在就业过程中积累经验，相对来讲能缓解失业的冲击。对于一些新的业态，新的行业，新的职业，要形成包容性发展的环境。

第二，要通过外来人口在本地市民化，加快就业和居住稳定性的提升。能够让一些外来人口通过积累城市生活经验，来增加就业的可持续性，这对服务业的发展尤其重要。

第三，现在已经有一些专门针对灵活就业岗位的社会保险机制，我个人认为，鉴于灵活就业的特性，在考虑社会保险机制的同时，要增强个人的选择性，尊重员工是否缴纳的意愿。如果社会保险缴纳和享用必须要以固定雇主为前提，可能反而会破坏灵活就业的灵活性和不同岗位间无缝切换的机制。

第四，数字平台如何助力可持续就业？从社会责任角度来讲，一些大的互联网公司、大厂，可以为青年就业提供场景和机会，包括职业早期的支持计划，以及新业态、新技术的引领，比如ChatGPT的应用，接下来需要做技术上的培训和普及。平台企业也可以推出公益性基金，在职业风险冲击特别突然的时候，提供对高风险人群的急救，例如在疫情期间对于小商户的救助。

个人方面，我想讲三点。首先，积累社会生活经验非常重要。与制造业相比，服务业更需要在一个城市有长期的生活积累经验。制造业经过一定的培训，就能直接在流水线上工作，并且员工可以在不同地区间无缝切换。但服务业需要面对很多本地化的需求，到广东需要面对讲广东话的人，到上海需要面对讲上海话的人。你需要在这个地方工作，与这个城市同呼吸共命运，积累你与别人之间打交道的能力，甚至包括方言的能力。

其次，培养社会交往技能非常重要。服务业工作岗位当中，所有信息传递和服务质量，都取决于与人打交道的能力，其中语言表达能力尤其重要。而这些是我们现有教育中非常不重视的，而现有教育中强调对于知识点的掌握，恰恰在人工智能时代越来越不重要了。

第三，如果在服务岗位中工作，比如开个小店，未来要更重视线下体验感和互动性。线下要更加个性化，要知识密集化，互动性更强，使得活动不能够被线上所取代，这时候，流量给你带来更加高的附加值。

（陆铭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、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）

（文章来源：第一财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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