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国还有跳船的机会吗？

文 |刘梦龙

最近韩国人的一系列极端表态，算是在巨大压力下，东亚局势里绷不住的第一环。之前我也和大家稍微谈了一下这件事。小国政治普遍有一种不稳定性，同时，韩国政治在传统上也有自身特点，不足为外人道。但半岛政治固然有特殊性，也有一些中小国家的共性，通过解剖韩国政治的一些特点，其实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世界。

(资料图片)

我们对中小国家常有这样一种看法，身段灵活，船小好调头。力量较弱的中小国家，在大国政治中应该保持灵活身段，随时切换跑道，以免被深度卷入大国交锋，成为大象践踏的草皮。

我们如果通观中外历史，这样的例子并不少。比如五代时的荆南高氏政权，是五代最小的藩国，最擅长对各路强国称臣以求赏赐，左右逢源，人称高赖子，居然也在五代乱世中存续了五代人，39年，比五代的任何一朝都长命。但在当代现实中，依然还是这样吗？其实并不一定。

我们要理解这一点，我们说的船小好调头的前提是什么。一个组织或国家要有强力的领导，深刻的判断，团结的组织，关键是一定的自主性，这样才能见微知著，随时跳船。

在全球化时代以前，大国并非不会干预控制小国政治，但成本较高，无论是政治代理人，驻军，联姻，不外乎是通过上层干涉的手段，难以深入到社会深层。而中小国家基于各种历史，文化背景，地理因素，既然能长期存续，自然有所依仗。大国一旦露出破绽，弱势，小国难免跳反。但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，这种情形已经逐步改变了。

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成就，也深刻改变了我们所熟悉的世界。我们要清晰认识到这一点，全球化并非单纯的经济事务，它在一定程度上使全球政治具有了趋同色彩。对大多数中小国家来说，随着深度的经济渗透，影响政治基础，其或多或少都让渡了部分主权。

和上一个世纪相比，如今世界上的独立国家增加了许多，这是旧殖民体系瓦解，亚非拉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成就。但这些独立的国家，尤其是那些经济相对发达，成功融入全球化体系的国家，像韩国，越是成功，受到的控制也越深。

随着金融工具的极度发达，财富并非均匀分布而是以复杂的手段，日益集中在极少数国家，极少数人手上。比如说，我们常说韩国是财阀国家，三星是其中的佼佼者。通过跨国财团的交叉持股，众所周知三星的股权及其收益，又主要是掌握美国投资者手中的。

这是全球资本化的普遍操作，欧美财团执全球金融之牛耳也是大家熟知的事情，并不值得诧异。但有人如果认为，欧美财团在这种情况下，会只管经济，不参与政治，不通过政治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特殊经济地位，这才是一种天真的幻想。

信息交流的空前便捷，以发达国家民众的思想为代表，大多数国家人民的想法、社会认知，都有明显的趋同。随着这种底层社会思想的趋同，对一般民众在认识层面的再编辑变得方便起来。社会科学和通讯技术的发展，也使得西方大国对他国社会舆论、思潮的操作拥有了更加成熟廉价便捷的通用工具。

有趣的是，像韩国是以光州事件以来，实现了民主化而自豪的。这也是韩国人最近高喊的口号之一，就是它和美国的关系，并非单纯的军事同盟或者宗主国关系，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道义之盟，是西方文明体系的一份子。用不多久，或许韩国就会高喊自己是民主之盾，要抵抗东方独裁国家，以一种圣徒的架势来向国民解释作为反华先锋，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。这也符合韩国几乎是以基督教为国教的特殊国情。

二十世纪后半叶广泛的民主运动，包括韩国以光州事件为导火索，打倒了军人独裁，总的说是一种社会进步。但在这个过程中，西方的广泛渗透也是客观存在的。很多国家完全是西方的支持下，才实现了政治体制的转变。冷战结束后，美国霸权打着民主多元的旗帜，在全球范围内培养了众多依附于美国的政治代理人阶层，深度参与他国政治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。

几十年来，这种情形已经发展到，只要一日亲美，无论今后政权如何更替，哪怕长期反美，本国都会永远拥有大量不断自我繁殖的亲美分子，和病毒感染差不多。哪怕在中俄，甚至刚赶走美国人的阿富汗，伊拉克，都一样会找到大量的亲美分子。这些势力和美国不是单纯的合作关系，而带着鲜明的主仆色彩，美国的利益要凌驾于本国本民族的利益之上。

这种趋势又随全球化的政经合作不断加强。在全球化时代，几乎不存在从未亲美过，或对西方开放的国家。即使是大国，本质也是大国拥有更强大的组织结构，同西方的矛盾足够大，反美的立场和利益够大，因此才能，也才会去压制亲美的力量，从而避免过度被美国影响。而在小国政治中，就很容易出现反美，亲美的反复，美国稍加推动，国内力量就容易失衡。

正如我们一开始说，过去中小国家保持灵活性的前提是自身内部团结，拥有特殊的地缘或文化背景。而大国的干预以上层路线为主，难以深入，鞭长莫及，由此小国可以左右逢源。

但这种情形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，新殖民主义的政治，经济，文化渗透，在绝大多数中小国家已经不再具备了。由此，在表面的独立之下，绝大部分中小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实际上是提高了。

当然，随着近些年来，美国国力的衰退，包括在伊拉克，阿富汗的溃疡与溃败，金融危机的不断发酵，西方的霸权有所动摇。就像前阵子，很多人在巴拉圭和智利大选前，都很期待拉美左翼能全面胜利执政，进而加速人民币国际化，在美国后院开出一片新天地。可惜，这件大事还是功亏一篑。这样的事还会发生，但我们不能只是被动等待其发生发展，西方的霸权就像灰尘，扫帚不倒，是不会自己消失的。

应该说，在美国遭到决定性失败之前，这种对中小国家的控制会有所消退，但不会自然消除。而在一些关键国家，这种控制依旧是牢固的，乃至会在危机中得到不断加强。像韩国这样的前线国家，直接撕破假面，甘于冲锋做炮灰，以求火中取栗的情形，也不足为奇。

不过，就像我们说的，韩国有自身的特点，既有典型性，又有特性，这是它特别值得被解剖的地方。

比如，在一般人眼中，特别是李氏朝鲜总是被看做一个依附华夏体系，奉行事大主义的国家，似乎应该善于见风使舵。但其实细究历史，却并不总是这样。从王氏高丽到李氏朝鲜，几乎每次在历史的转折中，朝鲜半岛的站位都会表现出一种明显滞后。

比如元明易代的王氏高丽，就一直在北元和明朝之间横跳，最后干脆打算北伐明朝辽东，全面开战，引发了前线统帅李成桂的威化岛回军，直接改朝换代。而在明清易代中，朝鲜半岛也是一直被清军打到南汉山城，山穷水尽，君臣出降，才不得不接受了大势的变化。

前者往往被讥为不自量力，后者则被视为忠贞不屈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两者的原因都类似，就是朝鲜半岛是一个内部政治斗争长期异常严峻的地方，任何派系都难以保持长期优势，使得半岛政治在低效和极端之间往复横跳。

半岛政治的低效，是指由于其内部斗争的激烈，半岛政权的任何主张都很难真正算数，很可能朝令夕改，难以长期贯彻某种方针，结果就是无法对外界变化做出有效应对。

我们说小国的身段灵活，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见微知著，在大势发生变化尚未完全转折前，就及时做出应对，从而收获利益。但这本身要求小国内部有主心骨。而大多数小国内部往往呈现出一派庙小妖风大，池浅王八多的情形。从历史经验看，集权往往只存在于大国，小国则多表现为权力分散，小国而集权，则必然不甘于以小国自居。

而半岛政治的极端，则是指在面对巨大的压力下，往往从一头跳到另一头。这种政策跳跃是以党争的形势实现的。半岛的特殊环境，其实不太允许它中立，总是要选边的。因为它政治上的低效，自然容易应对国际环境变化失败，并导致掌权一派失势，对立派系崛起。于是，派系间经常发生清洗。但由于小国政治错综复杂的关系，这种清洗往往是不彻底的。而大国的博弈总是存在波折反复的，这就导致失势的派系利用国际关系的变化，可能会死灰复燃，在清洗对手后，推动更极端的政策。

往复如此，最终就会出现像王氏高丽那样，中枢忌惮边帅，内部权力斗争激烈，干脆逼边帅送人头，赢了除外患，输了除内患。或者像李氏朝鲜那样，大明有复国之恩，满州实为蛮夷，朝臣彼此打着大义的旗号，谁也不敢在道德上有亏，谁也不能拿主意，谁都知道大势已去，非输到山穷水尽，没办法变道。

而半岛政权的真正依仗在哪里？其实在半岛是传统东亚三国中压榨底层最深的地方。壬辰战争的时，日本侵略军就发现，汉阳朝廷李王的岁入不过于二三百万石，约等于日本一个大藩，但整个朝鲜的石高应该超过一千二百万石，而朝鲜人之穷困更甚于日本。总的说，半岛自古是一个门阀豪强势力强大，对下压榨一直都很严峻的地方。

即使今天韩国成为了发达国家，还是被自己人叫做朝鲜地狱。这种对下的极度压榨，过去门阀的豪强，和今天的财阀豪强，其强势也是一脉相承的。因此，像半岛对中原王朝会表现为鸡肋般的存在，它也总能摆平政治站位失败的后果，代价无非是转嫁到下层，多死一些老百姓而已，最多牺牲一些豪强，换一批豪强罢了。由此，它也未必有那么害怕站队失败，反正最后都有死不完的老百姓垫底埋单。

更小的国土要养活较多的豪强，使得小国往往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种小国寡民，宽徭薄赋。很多人把澳新北欧那种资源禀赋出众，地广人稀的发达白人国家当做小国标杆，其实是不对的。

大部分小国在二十世纪后都面临严重的人口、资源压力。在小国政治和社会治理中，吃相比大国更没底线，更难看，这才是常态。小国小贵族的生活可能还不如大国的小地主，但也比大国的小地主压榨起来更没底线。如果不拥有一套在大国看来极度恶劣，足以官逼民反的压迫体系，小国内部体制是难以在更甚于大国压榨下长期存续的。

所以，小国内部的反动程度往往要甚于大国。这也是小国政治往往不稳定，权力不集中的根源所在。但这种局面并不是有先进理念，登高一呼，就能解决的。因为它的内部反动力量，盘根错节，往往已经存在了几百年，深入社会底层，非全面的社会改造不能根治。作为衰退的西方阵营，很容易和各种保守落后的力量结合，狼狈为奸，倒是会出现进步主张和落后现实脱节，反动力量太强，进步力量难以出头的情况。

总的说，在对抗西方霸权的斗争中，中小国家既是受害者，本身又有诸多缺陷，深陷西方秩序的裹挟，确实有积重难返之态。当然我们也不能认为中小国家就是混吃等死，或者坐等大国拿他们做斗争工具。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，野心，甚至会试图在大国冲突中火中取栗，或者某些统治阶级干脆打算捞一把就跑，这也很常见。

像韩国这种具有相当实力的国家在中小型国家中也是凤毛麟角的，不愧于东亚怪物房的选手。韩国作为西方阵营少数还拥有较强工业产能的国家，其自身受到西方的深度掌控，又有着不小的野心，和西方一拍即合，甘当马前卒，这又是一种臭味相投。从这个角度说，像韩国这样的国家，恐怕不撞南墙是难以回头的，历史上看，也确实是这样。

与之对应，在面临美国衰退，旧秩序崩解的过程中，广大中小国家也日益面临三个迫切问题。

第一个，也是最直接的是经济，干脆说是生存问题。美元霸权不是单纯的掠夺，它也提供了一种世界经济秩序和货币基石。就像我国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，这是一件特别为西方忌惮，但又极大促进中小国家脱离西方经济束缚的大事。以此为基础，更直白的问题，就是中小国家如果不愿依附于美国体制，尤其是在西方越来越难以提供充足工业产品的前提下，谁来继续维持全球经济循环，并把这些中小国家整合进供应链中去，使他们能够发展生存下去。

这也带出第二个问题，谁来保卫这个经济秩序？美国人虽然是呆霸王，世界警察，但也在很长一段里起到了维持世界秩序的作用。对很多中小国家，尤其是中东国家来说，对美上贡就有一种花钱买平安的意味。在越战失败后，到海湾战争大胜之前，美国导演了一系列对小型国家的特种战争，恢复和锻炼了自己对外干涉的能力与信心。

海湾战争是美国的立威之战，从此执世界秩序之牛耳三十年。反恐战争实际上也是美国对外干涉的一个高潮，许多国家都惶惶不可终日。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最终泥潭化，并宣告失败后，美国对外的军事干涉能力开始受到广泛质疑，许多中等强国有了不同想法，逐渐形成了今天群雄并起的局面。

颜色革命就是在这种情形下，美国人的一种新方案。到如今，美国人日益表现出来一种虽建设不足，但破坏尚有余力的架势。这个架子不倒，不能提供地区安全保障，广大中小国家又怎么有胆量信心轻易脱离西方体制？从这个角度说，不拥有并展示足够的区域拒止的能力，直观挫败美国为首西方对热点地区的干涉破坏，是不足以实现破局的。

最后一点，在西方全面衰退或被区域拒止后，让出了空间，那么要提供给广大中小型国家一种什么样的发展模式。那种认为完全可以把经济和政治，意识形态分裂的想法，是不现实的。

中小国家也有他们的野心，想法，这是应该承认的。甚至这种想法可能会和我们发生冲突，被他们玩出一套以夷制夷的把戏。在和第三世界国家共同进步的同时，怎么应对他们内部落后的部分，怎么和他们的精英阶层达成谅解，这也是特别值探讨的。总不能花了大价钱，最后养一群东食西宿，拿东方钱粮，却心在西方，随时准备跳反的反骨仔。我们虽然不指望千年的阴霾就一扫而光，但也不至于和靠东方大国施舍，又仗着东方大国为非作歹，指望出卖国家民族利益，乞求东方大国对付进步力量的劣绅豪强捆绑在一起吧。

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，主要还是中小型国家。而大国之争，并非都是如诸神黄昏一样的总决战，在高潮之前，是漫长的博弈，往往表现为一系列以小国为焦点的长期斗争。怎么去正确看待这些未来的斗争焦点，以一种有礼有节，不失效率，又不无原则的方式去交流合作，当然是值得我们关心，并换位思考的问题。

经济、军事，意识形态无疑是世界体系的三支鼎足。在西方衰退的大背景，世界应该走上什么样的道路，作为后发大国，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，既立足客观现实，又要拥有发展潜力，把世界引向光明未来，这是值得我们去不断探索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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